贱人，别扼杀我的文化

马克·雅可布 (Marc Jacobs) 2017年春季秀上留着长发髻的模特

身份和文化。就像现代九头蛇的两个头：被砍，重新生长，甚至繁殖更多。由于试图杀死这个畸形生物，它的躯干上反而又长出了更多的脑袋。它们的名字？挪用、迁移、暴力、压迫、支配 、属下 (Subalternes) 等等。这种畸形的创造物——文化挪用。不幸的是，它不是神话，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在它之后释放出愤怒的海啸和基于身份的紧张。这和压迫的历史一样悠久；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以及在这一名称下的命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说“文化挪用” (Appropriation culturelle) 是为了唤起美国后殖民研究的伟大时代，让文明的冲突或至少是身份群体冲突的理论回到视野。由于没有可指定的理论来源，这个词首先作为一种权威的论据，再一次，为了明确地划分界限：在文化挪用的情况下，每个人的敏感性从一开始就阻碍了任何正确的观点。

在21世纪初，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和华康德 (Loic Wacquant) 发现了一种类似流行病学扩散式的现象，即：多元文化主义。一种 “新的全球俗语” (nouvelle vulgate planétaire) ，其词汇“显然是凭空出现的”，但却 “在每个人的嘴里”，当然是西方人的嘴里。但是，多元文化主义指向了全球化带来的身份同质化，而文化挪用则从冲突的角度看待文化的互动。因此，在所谓的“支配”文化和“被支配”文化之间做出了区分，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标志。它们脱离原来的语境，重新流通，唤起对政治或经济统治现象的痛苦记忆，特别是唤醒了种族或军事压迫的历史。只要马克·雅可布 (Marc Jacobs) 的模特扎起牙买加黑人的长发髻，香奈儿 (Chanel) 生产豪华回旋镖，或者凯蒂·佩里 (Katy Perry)以日本艺伎的身份出现，网络就会疯狂起来。

文化标志属于谁？

白人艺术家达娜·舒兹 (Dana Schutz) 绘制遭遇白人不公而遇难的黑人尸体；《打开棺材》(Open Casket) ，在2017年惠特尼双年展上展出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当代艺术也成为了一个激烈的战场——也许比时尚和流行文化更激烈，而在那里，简单的公开道歉往往足以平息问题。虽然现成品不属于任何人，但正如菲利普·托马斯 (Philippe Thomas) 的名言，文化标志似乎已经成为少数人的专属财产。最激烈的争论之一发生在2017年的春天，围绕着达娜·舒兹 (Dana Schutz) 在惠特尼双年展上展出的画作《打开棺材》(Open Casket, 2016) ，该画作再现了爱默特·提尔 (Emmett Till) 尸体的新闻图片，这位14岁的非裔美国少年在1955年被一名白人袭击者处死。触发点是一封给策展人克里斯托弗·伊 (Christopher Y) 的公开信，艺术家汉娜·布莱克 (Hannah Black) 和 (Lew et Mia Locks) 要求直接销毁作品，理由是一个白人（画家达娜·舒兹）将黑人（艺术家汉娜·布莱克所属）的痛苦变成利益和乐趣的来源，这是不可接受的。

展览《吉米·达拉谟：在世界的中心吉米·达拉谟：在世界的中心》，沃克艺术中心，2017年

在《Texte zur Kunst》杂志网站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中，艺术史学家乔治·贝克 (George Baker) 提醒我们，仅仅几年时间，环境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者提到了达娜·舒兹2011年最后一次回顾展所受到的欢迎，人们一致称赞她处理敏感、令人震惊或令人反感的话题的能力。几个月后，也就是6月底，另一件几年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这次轮到吉米·达勒姆 (Jimmy Durham) 在美国印第安人社区的压力下被迫让步，他取消自己在沃克艺术中心 ( Walker Art Center) 的回顾展 《吉米·达拉谟：在世界的中心》(immie Durham: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为了纪念1862年吊死38名达科他印第安人的一个装置作品。

他的父母是切罗基血统——尽管他一直避免透露自己的确切出生地（内华达州？阿肯色州？）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是支持“原住民”事业的积极活动家。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在纽约，这位艺术家注意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反面影响，以及艺术家为有色人种提供更多可见度的努力所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他认为限额的制度或按照性别、种族及族裔群体分组的措施值得赞扬，但它们有冻结差异的不良影响，因此他搬到了欧洲。从那时起，他的论述一直保持不变，在1991年，他直言不讳地说：“在任何情况下，我绝不是’印第安艺术家’。我是切罗基人，但我从事当代艺术。我的作品既不代表印第安人民，也不针对他们说话。”

文化挪用：对表征范式的致命打击

如果将研究限制在艺术或视觉文化领域，似乎很明显，文化，所有的文化都是基于对符号和经验的引用、再加工和模拟。我们甚至没有讨论“图片一代” (Pictures Generation) 及其后辈的挪用主义的批评策略，再加工的想法让人联想到另外的术语：引用、重用、占有、模拟、这是表征 (Représentation) 。关于文化挪用的争论是否预示着一场更深层次的危机，影响着现代表征范式本身？《艺术论坛》杂志也研究了这一主题。公布的报告提出了这一现象的代际问题 (Générationnel du phénomène) 。艺术家杰科尔比·萨特怀特 (Jacolby Satterwhite) 认为，身份冲突是正在进行转型的征兆。他解释道：“1998年以后出生的青少年根本不再承认地域性的差异——他们所知道的是教程、模仿舞步、Vlogs、播客，那些可以来自任何地方的东西，这创造了一种‘学习与自己经历无关的新事物是很正常的’心理景观。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意义生产的策略被称为：模仿而不是引用、解释而不是剽窃、翻译而不是挪用：原作不再被盲目崇拜，而是重新语境化和重建一种意义，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语境化的——我们将回到个人意义上来。为了有意识地整合源于媒体环境的本能和日常实践的演变，必须迈出的第一步是：做，对于表征，就像对于“透视法”工作一样， 即意识到这是一种符号形式。一种符号形式，即一种文化构建，它不是中性的，而是带有某种信念体系。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本杰明·布赫洛 (Benjamin Buchloh) 回顾从威尼斯双年展到卡塞尔文献展等主要夏季艺术活动中的雕塑概念时，接近了这个主题。2017年9月在《艺术论坛》上发表的一篇长文并不直接涉及文化挪用，但却是对产生文化挪用的时代精神最有力的分析：“今天，所有的雕塑似乎都获得了与书籍相同的状况；用沃尔特·帕特 (Walter Pater) 的话说，这是一种完全过时的状态，濒临消失。然而，雕塑和书籍在过去可能具有的共同特征，在它们消失的时候变得更加明显——用自然的材料（纸张、木材、石头、金属）制成，它们各自以非常具体的语言进行交流，针对特定的受众，以国家甚至地区的习惯用语进行交流——雄心勃勃地在曾经被称为公共领域的地方占据主要位置。 ”

国家属下，脱离身份

布赫洛没有直接提到，但他指出了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些夏季大型活动中尖锐与不安情绪的原因。这种不适感是由那些虽然充满着好意但却错位至冒犯的作品引起的，比如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克里斯蒂娜·马塞尔 (Christine Macel) 在军械库展出的一些作品。据说，在他们的帐篷里有印第安人，他们是来自巴西和秘鲁的胡尼昆部落的一部分，他们穿着传统的服装，充满活力的等待着因时差而缺失灵性的双年展游客，分享与他们交流的时刻。在埃内斯托·尼图 (Ernesto Neto) 带有殖民主义气息的展览《一个神圣的地方》（Um Sagrado Lugar) 之后，我们看到了为数不多的直接采取当下政治新闻的作品之一。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Olafur Eliasson) 的“绿光—艺术工作坊”(Green Light – An Artistic Workshop)聚集了一批难民、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制作绿色的灯具，每盏灯具只需250欧元就可以买到。如果艺术家的意图是保证他的短暂劳动力在双年展期间有权停留在威尼斯的土地上——假设我们相信媒体过滤的声音，否则这就是无偿劳动——至少可以说，这样所表达的权力和知识关系是有问题的。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虽然不是具象绘画或纪念性雕塑的问题，而是行为艺术的问题。这种媒介可能被认为摆脱了表征的范式，艺术在身份问题上的僵局源于这种象征体系的遗存。

这些例子表明，任何表述都会延续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 在政治领域所确定的“属下阶层”压迫形象。她大受欢迎的文章《底层人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最初作为她的《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一书的最后一章出版，这位理论家解构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修辞，这些修辞是由法国理论派的哲学家等人所信奉的。当福柯谈到被压迫的大众时，他认为他是在给他们一个发声，但他占用了他们的声音，没收了他们的声音，并且，当他这样做时，便将他们物化了。作者随后抗议认为“属下阶层的腹语发言是左翼知识分子最喜欢的商品”。她还补充，反对德勒兹认为行动取代了理论领域的表征：“因为说话和行动的人……总是多种多样的”，没有“知识分子和他的理论……没有政党……没有工会”能够代表那些行动和斗争的人，相对于那些行动和说话的人，那些行动和挣扎的人会不会沉默呢？她后来的进展中强调，左翼知识分子这样做是采取了一种欺骗性的透明立场，作者的观察适用于表征的艺术世界：只要把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理论换成主流艺术界的当代艺术家即可。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闭嘴，停止行动？审查自己和他人？关闭那些必然会引起摩擦的对话尝试？当然不是。正如在模仿、解释和翻译的替代概念中所瞥见的，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基础。「每一个“我”都带着一个“我们”」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在她的《不眠之夜》(Nuit Debout)一书中说：试图考虑到不同个体之间的冲突和临时关系，个人：是集体安排的重大变化，我们现在必须尝试从根本上的单一主体层面来思考联盟 (Alliance) 的形式，不依附于预先构成的集体、预先存在的“我们”。摆脱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联系，建立集体话语情境和情境社交模式，这些情境和模式并不预先存在于在场的任何群体中：这项任务与形式的创造和众人的可视化有关；它也与新的艺术范式的发明有关。

吉米·达勒姆 (Jimmie Durham), 《头》(Head), 2006

注释：

*表征 (Representation)：表征是指使用符号来代表和取代其他事物。人们正是通过对元素命名的行为组织现实和世界。

*代际问题 (Générationnel du phénomène) ：代际性是不同世代成员之间的互动。例如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认知差异，社会学家研究许多代际问题，包括公平、冲突和流动性。

*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和华康德 (Loïc Wacquant) ，“新的全球俗语” (La nouvelle vulgate planétaire)，《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2000年5月。“在所有先进国家，老板和高级国际公务员、媒体知识分子和高高在上的记者已经联合起来，讲一种奇怪的新语言，其词汇显然是从哪里出现的，在每个人的嘴里。“全球化”和“灵活性”；“治理”和“就业能力”；“底层”和“排斥”；“新经济”和“零容忍”；“社群主义”、“多元文化”及其表亲“后现代”、“种族”、“少数民族”、“身份”、“分裂”，等等。”

*汉娜·布莱克 (Hannah Black) ，在facebook上发表文字：“任何关心或假装关心黑人的人都不应该接受这幅画，因为白人将黑人的痛苦转化为利益和乐趣是不可接受的。”

*科尔比·萨特怀特 (Jacolby Satterwhite) 《文化挪用：“艺术论坛”圆桌会议》(Cultural Appropriation : a roundtable ” in Artforum, 2017)

*发髻 (Dreadlocks)：有史可考的脏辫可以追溯到3600年前的古希腊的米诺斯文明时期。圣托里尼发现的湿壁画描绘了两个扎著脏辫的拳击手搏击的场景。

*L’art face à l’appropriation culturelle par Ingrid Luquet-G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