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腹语
法医研究

《火线》(the Wire)第一季第四集的调查场景

在HBO电视剧《火线》(the Wire) 第一季第四集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警探Bunk Moreland和Jimmy McNulty似乎悄无声息地看到和听到了一个犯罪现场的无声“证词”。虽然案发后公寓已经被清理和修复过，但他们依旧能将犯罪现场的照片应用到他们周围的空间来解释现场——特别是在厨房里发现的一个被谋杀的裸体女人的照片。侦探们通过简单而有意义地重复“操”这个词（例如，“操他妈”、“我操”等）来传达他们对看似不起眼的环境的分析。

当侦探们调查房间时，Bunk把照片放在地板上，与拍摄地点相对应，而McNulty则迅速查看了验尸档案中的文件。镜头聚焦于报告中关于女性身体描述的基本记录：她的身高、体重。为了更好地理解枪伤的射入角度，McNulty把一根手指放在死者尸体的尸检照片上，另一根手指放在他自己胸部的相应位置上。然后，Bunk把窗户上弹孔的照片与实际修复的窗户对齐，这样他就可以在玻璃上标出子弹进入的位置。为了补偿她的身高，McNulty跪在厨房里，那肯定是受害者的位置。McNulty将自己的枪对准了他从尸检照片中识别出的胸口位置，并将其与Bunk创造的窗户标记相匹配，然后使用卷尺来计算致命射击的角度。通过这种方法，包括正进行的脏话 (f-bomb) 合作，侦探们发现了埋在冰箱门里未被发现的弹头。根据在厨房里分析的证据，McNulty和Bunk判断出枪手在窗外的位置。然后，再次用卷尺测量，他们在距离开枪地点大约六英尺的位置，发现了草地上未找到的弹壳。就所有的实际目的而言，犯罪已经被解决了，除了不断变化的“操”之外，没有一个字被说出来。这四分钟的场景展示了该剧反复提到的“好警察”的法医典范。

这个场景既引人入胜又令人大笑。但它捕捉和扰乱了法医学的一些重要内容，这是一个叙事想象的领域，犯罪调查的工作表明人类与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它被一种准精神 (Quasi-Spiritual) 光环所放大，在这种光环中，人类往往会完全消失。我将对法医想象力进行简要分析，就以法医建筑 (Forensic Architecture) 围绕其作品的修辞为例，并提出一些随之而来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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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茨曼 (Eyal Weizman) 在2010年成立法医建筑 (Forensic Architecture)

在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确凿证据”的强大诱惑下，理性的辩论和谨慎的思考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淫秽的。人们不需要“了解法律”就能看到手机摄像头拍摄的视频，看到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是被谋杀的。同样，人们不需要了解美国历史，就能看到不平等的统计数据，包括人口统计学，并知道有些事情是非常错误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广义上来说，法医学就像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媒介：能够毫无争议地辩论那些本应不言而喻的事实。

在围绕法医实践的真实与虚构的故事中，证据本身获得了一种人格化，它本身具有明显的“说话”能力，这样专家就可以出现在现场，告诉我们这些物体自己在说什么。这种将材料人格化为证据的做法与将人类物化为证据的做法也是一致的，无论是通过测谎仪，指纹，还是通过无情的审讯策略，审讯技术总是通过让嫌疑人的身体为避免彻底折磨而为自己说话。在犯罪侦查过程中，证据的创造回路是物化人、人化物的过程。这种转变总是需要“专家——技术员” (Experts—technicians) ，他们似乎要以一种拟人化的方式，把普通的物体唤醒为证据，魏茨曼 (Eyal Weizman) 用拟人化的方法表达了这种时刻的修辞学力量：

法医学是修辞学的一部分。当然，修辞学是关于言语的，但法医学不是指人的言语，而是指物体或事物的言语。在法医学修辞学中，物体在法庭上发言。然而，事物需要一个“译者”来解释和调解它们的言语。因为事物需要通过它的译者说话，或者被它的译者“腹语”，所以物体和它的译者形成了一个必要的、相互依存的组合。要反驳一个法律/修辞学声明，只需反驳两者中的一个即可：要么证明对象是不真实的，要么证明其译者是有偏见的。

在这一时刻，就像其他众多时刻一样，魏茨曼清楚地表达了一种在所有法医事物中具有广泛吸引力并仍然保持沉默的东西：从物体的“嘴”中出现公正真理的主张，被认为是对人类自身偏见和不完美证词的一种纠正。

这一举动标志着一种奇怪的权威的转移，从人到物——物的独立声音“译者”，而不是叙事的“作者”。无论是警察、律师，还是私家侦探，都是讲述所发生事情的人。在法医的论述中，我们更愿意相信故事是由事物所讲述的——东西、尸体、建筑物、相机。像法医建筑 (Forensic Architecture) 这样组织所接手的案例，都是那种官方叙述感觉不可信的案件。魏茨曼所说的“法医转变” (Forensic shift) 言辞似乎解决了人类证词无能和表里不一的问题，无论是来自个人还是来自国家。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腐败，“说话的事物”似乎是一种超然的解毒剂。

尽管魏茨曼声称法学和文化中的“法医转变” (Forensic shift) 是最近才出现的，但正如他所说的，法医学至少已经存在100年了，而且它总是在一场显而易见的战斗争夺上：让材料用不言而喻的权威说话。尽管今天的技术令人眼花缭乱，但围绕着法医学的言论或多或少保持着相同的状态，正如1953年一部开创性的犯罪调查手册中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

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接触到什么，无论他留下什么，即使是无意识的，都会成为对他不利的无声证人。不仅是他的指纹或脚印，还有他的头发、衣服上的纤维、他打碎的玻璃、他留下的工具痕迹、他刮过的油漆、他沉积或收集的血液或精液。所有这些以及更多，都是对他的无声见证。这是不会忘记的证据。它不会被当下的兴奋所迷惑。它不会因为人类证人的存在而缺席。这是事实的证据。物理证据不可能是错误的，它不可能作伪证，也不会完全不存在。只有人类未能找、研究和理解它，才能削弱它的价值。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说明性证据” (illustrative evidence) 的规则是美国法理学的信条，即物证（如照片）的可采性首先取决于人类证人是否证实这是他或她实际上所观察到的。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监控摄像机的发展，“说明性证据”原则出现了不足，沃伦法院 (Warren Court) 在美国诉霍布斯 (U.S. v. Hobbs, 1968) 案中的判决确立了证据替代原则——“沉默证人” (silent witness) 原则，它允许某些类型的证据，如照片，与人类“主人”分离，而允许“为自己说话”。也就是说，人们可能会观察到的二十一世纪现象——法学中的“法医转变”，实际上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这个超越证据规则的怪异世界里，“译者”——科学家们似乎超越了人类的恶意欺骗和理性思考，而是通过从子弹到身体的各种材料进行交流。这些“译者”不仅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学、电视和电影中的侦探英雄，而且一些学者有说服力地认为，虚构的译者发明了真实的译者，以及他们的整个实践领域。在这个神奇的物体领域，我们不是在听人的声音，而是在“听”灰尘说什么，痕迹越小，越是看起来 “微不足道”，效果越好。法医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承诺，即碎屑静静地蕴藏着潜在的意义，并反映一个物质世界，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越来越无意义。

但证据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自专业化以来，法医技术的专家和推广者就一再声称自己是先锋，在术语上与法医建筑的援引惊人相似。每一种新发明的法医程序，从指纹到测谎仪测试，从弹道学到DNA，都被推崇为一种合理的替代方案，以替代原本不可靠或残酷的警察证据——尽管这种做法在防止警察暴力方面的成功率值得怀疑。芝加哥现在因其数十年的警察不当行为而全球闻名，但它也是美国法医学的诞生地；这种将法医学作为“理性”犯罪解决方案的论点也是支持当时新联邦调查局 (FBI) 上台的论点。

在犯罪调查的程序中，让事物“说话”还具有使人和物在本体论上等价的矛盾效果，使作证主体受到不同于作证人格的宪法保护。从这个角度看，法医故事上演了一种奇怪的自由主义倒置，在这种倒置中，让某物开口说话和宣称它成为一个客体同时进行。毕竟，如果它已经是一个主体（例如，一个有意识的人），它就可以自己说话。当人体作为物证时，在其对警察持续审讯的自主反应“说话”中，以及确凿证据的威胁（不管是否存在——可以被挑衅、胁迫、招供和认罪），人体会产生共振。虽然犯罪学家只有权分析宪法所允许的物质，但法医的魅力是将犯罪现场及其分析人员与自然世界的科学调查置于同等条件。因此，在法医故事中，排他性规则似乎不是为了保护国家权力，而是与真相为敌。

换句话说，法医学不仅仅是指一套应对犯罪的调查实践，还意味着一种对有生命的物质世界的世俗信仰。在这个幻境中，物质似乎既“保守秘密”又“对我们说话”。法医物化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血液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在虚构的身份本体中：黑人，白人，犯人。因此，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了沉睡的物质仓库，可以直接与警察对话，这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可能代表我们作证，也可能不代表我们作证。法医学作为一套虚构的原则，使犯罪调查不仅表现为国家道德和行政责任，本身也是一种神奇力量：一种俗世的变体论 (Transsubstantiatio) ，在这里，俗世的人物从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召唤出人类真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医学对这种准神圣 (Quasi-sacred) 腔调是真诚的。司法审判的衰落和陪审团审判的兴起，意味着“从上帝作为证人向人类作为证人的转变”。对于仍然主导美国法庭的证据法体系负有最大责任的法律理论家来说，证据似乎是一条理性的道路。“让事物说话”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让人说话的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是陪审团审判的必要基础。

从法律的专业知识历史来看，美国司法犯罪案件的破案故事也一直与国家相对强弱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它在普通人生活中的角色。在这些叙述中，实验室的冷静理性与警察权力的民间英雄形象相辅相成。埃德加·胡佛 (J. Edgar Hoover) 以与魏茨曼相似的方式叙述了法医技术，以此向美国公众和立法者推销国家执法机构的理念，声称自己凭借科学破案的新“冷静”技术，成为公民自由的保护者。在新政的背景下，联邦调查局称理性调查实践促进了信任大国的理念，信任联邦政府能够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尽管胡佛的监视梦有着邪恶的目的，但在这方面，“警察科学”的合理性与一个行政上成功的福利国家希望产生了共鸣。

但是，像法医建筑 (Forensic Architecture) 这样的组织给自己打上了截然不通的标签。其存在理由的言辞暗示，仅靠司法程序不足以伸张正义，也不足以说明真相，人类证词先天性腐败（这一威胁从一开始就定义了法医鉴证的价值），与国家的先天性腐败相呼应。短暂的警方起诉历史无疑支持了这一点。

但令人不安的是，法医建筑的自我形象修辞依赖于联邦和地方政府固有的、永久的、无法修复的形象。魏茨曼的观点暗示，在收集和提供刑事证据的过程中，寻求私营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对人民来说是更好的选择：犯罪调查的私有化。就像新自由主义舞台上的其他行动者一样，无论其观点多么尖锐，都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国家主要是一个执法机构，而不是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和促进者。

这种法医解决方案也默许了将识别和惩罚罪犯作为解决一般暴力的方法，而不是改善产生暴力的条件。当把他们的工作与为社会正义事业做出贡献的愿望联系起来时，这便描绘了一种狭隘的（自然化的、显而易见的）对犯罪本身的定义，以及对解决普遍不公正问题手段的看法。尽管法医建筑的言论英勇地超越了诉讼程序的限制，但它往往强化了司法实践本身所共有的一种意识形态框架，在这种意识形态框架下，政治不被想象为解决源于不平等暴力的可行办法，而是针对人民犯罪被概念化为一种相当离散的、个人化的事件。

格伦费尔塔（Grenfell Tower）火灾数据图，法医建筑 (Forensic Architecture)

在法医的故事中，犯罪活动总是发生在被封锁的、高度本地化的犯罪现场。它通常开始于对私人空间的描绘，或者被黄色胶带突然包裹的私人公共空间（一个家、一辆车、一个工作场所、一段人行道，甚至是一个身体）从更广泛的背景中戏剧性地隔离出来。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对“真实犯罪”故事的痴迷（由于它们往往是围绕着收集确凿的证据而组织的）似乎是对私人空间概念本身的一种精心关注。在共鸣的方式下，犯罪最常被描述为一个私人企业：发生在离散个体之间的有动机的行动，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调查和解决。法医作为一种修辞和叙事手段的吸引力在于，它承诺将场景或事件剥离到需要最少论证、解释或社交性的元素中，以便让人们了解和理解它：尸检报告、监控录像、火灾路径与能量的建筑分析。将犯罪事件的复杂背景条件有目的地保留在黄色胶带之外，解释的实践本身也是如此：不是解释，而是对象声音的“翻译”；不是为什么会发生某事，而是如何发生。尽管其专家的作用突出，但作为一套假想的原则，法医学有有望解决一般人的隐性 (Tacit) 问题。

但我们知道，东西之所以成为证据，是由于人类将其解释为证据，而东西看起来讲述的故事是人类相当有意创造的。这并不是说法医的故事是捏造的，而是要为人类讲故事提出一个更好的主张。毕竟，人是分析性的创造者，既能理解又能想象一个关于“什么”、“如何”和“为什么”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从物质世界的无穷无尽的东西中收集而来的。东西自己却不能。这样一来，令人不安的不是取证工作，而是围绕它的修辞，以及它所要求的普遍想象世界，一个假定要求获得一个真正的故事（正确的故事）的唯一途径是消除有意讲述它的人。想象事情可以做得更好。运用我们批判性的想象力去发现其他隐藏的可能性，不管怎样，正如奥C·奥古斯特·杜潘 (C. Auguste Dupin) 所说：荒谬——写一个修正的故事，推动真理，希望推动一个更公正的世界，是一种特别的和独特的人类力量，应该这样宣称，而不是假装它应该（甚至可以）服从于对象。这是“好警察”的美德，即使面临巨大的困难，也不应该被抛弃。

来源：Study: The Architecture of Forensics by Rachel Watoson, 2021, Nonsite
编辑：QING 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