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hie Lapalu

2013年6月17日至18日编舞师Erdem Gunduz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上站立几个小时。
Sophie Lapalu文，Michel Collet 和 André Eric Letourneau出版，艺术，表演，机动，能见度系数，紧急现实，第戎，2019

2013年6月17日，一名男子一动不动地站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上。他面朝着被拆除的前文化中心屋顶上的肖像画，上面画的是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该男子在2013年5月28日开始反抗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政府，并支持抗议运动。事件的起因是当地政府试图拆除克西姆公园，并重建一个购物中心，随后由生态学家联合居民一起反对这项计划。而这场抗议在当地警察的极端暴力镇压下愈演愈烈。土耳其81个省中有78个省的反政府抗议者聚集在一起。他们谴责政府的独裁态度，过度使用武力和侵犯民主权利。6月4日，在访问摩洛哥期间总理发表讲话时称抗议者是汪达尔人(汪达尔人曾洗劫了罗马城)和极端分子，“是在与恐怖分子携手”。因此，其中一名“汪达尔人”(名字为“埃尔多·埃尔南”)决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一动不动，只在需要休息的时候与朋友替换。很快，周围其他的抗议者开始模仿他。他们被称为“Duran adam”，在土耳其语中意为“站立的人”。但超不过五个小时，他们就会被警察逮捕。第二天，一个女人坐在塔西克姆广场上，随后，在伊斯坦布尔的公园和购物中心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活动——人们站立、凝固。在安卡拉的议会中，民主党的议员们一动不动地站着，他们的发言人说:“那些说话、笑、站着的人受到了暴力的压迫。”“站起来，是公民拒绝屈服于暴力和威权主义的一种方式，坚持下去，成为抗议的象征。”

星期二，伊斯坦布尔的一个购物中心举行了抗议活动。照片发布于Twitter。

2016年3月31日，在巴黎举行的反对劳动法的抗议活动之后，一场“熬夜”运动开始了。抗议者拒绝就寝，决定通宵占领共和国广场。他们的要求从拒绝法律延伸到对政治机构和经济体系的全方面抗议，提议建立“融合斗争”。每天下午6点，在广场上举行公众大会，以一致协商的方式作出决定。委员会正在逐渐适应(协调、后勤、接待和安抚、沟通)，而另一些人则在特定的主题(经济、女权主义、生态、文化、行动等)上建立自己的思维空间。在我们参加的一个会议上，有人提出了大罢工的问题。许多抗议者（创业人员、失业人员、非法移民或大学生）注意到他们罢工的影响微不足道，他们的失业不会对经济产生任何影响。后来，一名比利时公民来到这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正常工作。他和朋友们组织了一场完全不同的抗议活动，假装工作。他们在没有资格的情况下进入布鲁塞尔的公共行政部门工作，他们打开抽屉，拿出咖啡，摆放椅子，他们假装在工作。

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ys)，抬头（Looking up），2001

我们举出这两个例子，因为这些形式的抗议和一些当代作品(如隐匿行为)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即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微小动作，不需要观众的参与，但随后被作者称为作品。例如：2001年，在墨西哥的圣多明各广场，比利时艺术家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ys)持续凝望天空中固定的一个点，直到有一小群人聚集在他周围。”站在圣多明戈广场的中央，我睁大眼睛，好像在看什么东西。当一群路人被我的目光所吸引聚集在我周围时，我离开了舞台。”2015年6月17日，史蒂夫·贾森(Steve Giasson)在蒙特利尔的作品<保持沉默(一段时间)>中，当天黑时，他站在路边，大约十分钟后，一名骑摩托车的警察要求他离开人行道。

“艺术系数”（coefficient d’art ）是政治行为和艺术行为之间的区别——这是马赛尔·杜尚(Marcel Duchamp)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事实上“现成”的发明者通过强调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来表达他对创作行为的思考，甚至将”行为”作为一种逃避主角艺术的自助存在。艺术家是一个具有“媒介属性”的人（des attributs d’un médium）他没有”在美学层面上充分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或为什么做”，因为在创造时其他不属于意识的元素也在发挥作用。因此，他对自己的设计没有完全的把握，杜尚将这一差异称为作品中包含的个人”艺术系数” ，这种艺术系数定义了”在原始状态下产生作品的主观机制”——独立于定性判断。”现成品”的创作者强调了观众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原始的艺术”必须由观众”提炼”。我们知道，作品有两个连续的状态: 第一个是原始的，即当作品被创造出来的时候，第二个是“精炼的”，即在观众的判断中建立起来。后者负责通过阐释和评估作品来”提炼”作品。总而言之，艺术家并不是唯一完成创作行为的一方，因为观众通过破译和阐释作品，增加了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贡献，从而将作品与外界进行联系。因此，观众对作品的社会表现负有巨大的责任。杜尚强调: 艺术家必须“等待观众的判决，以获得作品的社会价值”。没有观众，工作仍然是原始的，不能与世界接触的。因此，观察者的阐释允许阐释“转化”，意思是将物质转化为另一种物质，就像天主教神学称面包和葡萄酒是基督的身体和血液。”惰性物质”最终成为一件艺术品。杜尚在这里证明了一个激进的想法: 艺术家对他的作品或他的接纳是无意识地控制，而他和观众之间建立的关系有一种他无法控制的自主性，这是“创造性过程”的特征。

尽管一些主张本质主义美学的人持保留意见，但杜尚的声明现在已经达成了相当大的共识：作品是与接受者关系的产物。此外，杜尚提出了双重时间的概念:他在接纳作品之前和接纳作品后的区分。杜尚的想法让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圣多明戈广场(Santo Domingo square)和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的”站着的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这两项行动一旦完成，就处于原始状态。它们会在解释和破译后第二次公开;一个在艺术环境中，另一个在政治环境中。因此，隐匿的工作和抗议的姿态被观众”提炼”时包括两种连续的状态: 一种是在人群中进行的野蛮行为，另一种是象征性的转变——作为一种作品和作为另一种反对的标志。因此，同样的行动可以被认为是在某一特定背景下的一种抗议姿态，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一种艺术作品。事实上，”站着的人”是一个34岁的编舞家——Erdem gunduz。据我们所知，他声称自己的行为是一件作品，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他的创作激发了周围人的行动。作为公众，我们必须决定“改变”，改变这项提议的地位。有可能给他和史蒂夫·贾森(Steve Giasson)的“隐匿表演”一样的地位，并假设gunduz的意图是艺术和政治的。他结合舞蹈工具，把他们融入现实生活，并利用他们。

这种”使用”工作的想法与杜尚所认为的”现成的互惠”(ready-made réciproque)是一致的。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恶意地建议”用伦勃朗的画作为熨烫桌”与现成品不同的是，它是通过将其融入艺术环境来赋予制成品的地位，而相互的现成品则是通过将其从艺术框架中分离出来，并将其作为一种功利的对象来”分解”一件作品，即使是伦勃朗。根据理论家斯蒂芬·赖特(Stephen Wright)的说法，杜尚强调了艺术回收的象征潜力——以及更广泛的艺术工具和技能——在日常生活的象征经济中他认为艺术可以有价值。在日常生活中，作品可以作为普通物品使用。将艺术技能注入现实。赖特举了“没问题侠客”(The Yes Men)的例子，“没问题侠客”是一个双人组织，他们伪造了很多政治和商业网站（世界贸易组织网站，乔治·布什竞选网站）。这些网站就像官方网站，导致公众无法意识到这是虚构的。因此，两人经常被作为国会代表邀请至世贸组织。2001年1月，在纺织品制造商组织的芬兰坦佩雷未来纺织品会议期间，一名“没问题侠客”成员Andy Bichlbaum担任该组织的发言人。 在世界贸易组织发表超自由言论，诬蔑保护主义并主张自由贸易的好处，然后说废除奴隶制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干扰点。但他承认，奴隶的安置、喂养和服装消费要比重新安置的员工贵得多。舞台和演讲虽然不能被忍受，但却与世贸组织的代表们所期望的一致，公众没有做出反应。只有当发言人在演讲结束时脱掉他的西装并露出了一件金色的紧身连身衣之后这场欺骗行为才被揭露：一个一米长的充气的阴茎。 它只引起了阵阵笑声。 “没问题侠客”的干预远远超出了艺术世界，但他们吸收了艺术世界的手法 – 并宣称它。斯蒂芬·赖特补充道：“没问题侠客”“穿着虚构的衣服，在精心策划的表演中展现一件秘密的装置，公开打破幻想，突出隐藏在背后的特殊利益;最重要的是揭露媒体——当今真正的小说提供者——在合法性的外衣下隐藏的赤裸裸的真相。

 “打破幻想”，”揭露赤裸裸的真相”: 与塔克西姆广场上站着的人的要求有什么不同?”没问题侠客”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了艺术工具，从而试图谴责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一种是极权主义，另一种是肆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同样，弗朗西斯·阿利斯(Francis alys)或史蒂夫·贾森(Steve Giasson)利用自己在艺术领域的专业知识，将其注入现实，并提供其他工具来思考。某些政治行动和秘密行动之间的区别是”不充分的”。这种细微的差别使日常生活和艺术作品之间的互动变得富有成效。

但是，与”没问题侠客”的行为相反，当他们发生时，隐匿行为不是一个事件; 他们与城市的日常生活相混淆。因此，他们肯定了平庸的力量、隐匿的力量，他反对我们当代社会的超可见性，在那里，沟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战场。然而，所有这些艺术家，就像抗议的人一样，拒绝了他们所在的社会的现状，并以其他方式参与其中。他们是阴谋家和共谋者，他们走上街头，以类似于2013年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数千名抗议者或“熬夜”支持者的方式，寻求”比纯粹的炫耀更高的目标”。他们采取了一种自愿的态度，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现在，并寻求建立自己。因此，他们构成了一个社区，面对我们世界的荒谬，使艺术成为维持生命的武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