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立正生
Masao Adachi

略称：连环射杀魔 / A.K.A. Serial Killer
1969年 / 86分钟  
足立正生 / Masao Adachi

1969年一位名叫永山则夫（Norio Nagayama）的19岁年轻人从一个美国士兵那里偷走了一把武器，并在日本杀害4人。他因此成为了日本第一位连环杀手。

足立正生（Masao Adachi）开始对这个连环杀手的性格产生了兴趣，他与文化理论家松田政男（Matsuda Masao）、编剧佐佐木真（Sasaki Mamoru）等人合作，用手持相机追踪这个连环杀手犯案的轨迹路线，在这部实验电影中，足立正生将镜头对准纯粹的风景，每一个镜头都展示了连环杀手成长及犯案时可能或没可能看到的风景。

一条铁路，一条道路，一片花丛，渡船掀起的波浪，一个肮脏的房间或者一个工作场所。一切都是随着叙述者面无表情的声音一闪而过，读着没有戏剧性的东西;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毫无生气。
作为一部政治电影，它体现了日本“景观理论”的起源，该理论声称景观是国家权力的扩张，景观成为政治权利统治性的表达。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贫困的、同质的景象。它向我们展示了杀手的眼睛和他年轻时所看到的，和可能影响他成长的景象。

与当时日本左翼在筹划的戏剧性纪录片相比，这部缺乏煽动性的电影却成了一部激进形式的政治电影，通过平淡的记录，电影本身变成了关于革命的双向批评。 

赤军派PFLP：世界战争宣言 / Sekigun-PFLP: Sekai senso sengen
足立正生 / Masao Adachi
1971年 / 1小时11分

1971年若松孝二（Kōji Wakamatsu）和足立正生（Masao Adachi）在赤军创建者重信房子的协助下拍摄了巴勒斯坦游击队的风景和他们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部罕见的宣传电影，电影直接展示了巴勒斯坦游击队培训，进餐，阅读教学等场景，还穿插了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景观的镜头。 

这部电影也直接向我们询问什么是宣传？通过巧妙的纪录片制作，宣传的演讲贯穿全片，就像今天这些演讲被整日的新闻广告等话语所代替，这部电影把生活描绘成一场永久的革命，对现实和理想主义提出了质疑。

根据足立正生自己的说法，为了跟进《世界战争宣言》他于1974年离开日本，重返贝鲁特成为日本赤军的一员。他除了用相机拍摄了200小时的影片外，从未参加过任何攻击性活动。在中东地区躲藏20多年后，他于1997年因违反护照罪在黎巴嫩被捕并判三年有期徒刑，在此之前他从未有任何新的影像发表。

埃里克·波德莱尔
Eric Baudelaire

重信五月、重信房子和足立正生的远征记及无影像的27年
The Anabasis of May and Fusako Shigenobu, Masao Adachi and the 27 Years Without Images
2012年 / 66分钟（片段4分42秒）
埃里克·波德莱尔 / Eric Baudelaire

法裔美国艺术家埃里克·波德莱尔（Eric Baudelaire）在对日本70年代电影进行研究时对足立正生（Masao Adachi）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埃里克·波德莱尔（Eric Baudelaire）开始与足立正生（Masao Adachi）建立联系并尝试创作一部新的影像，在拍摄之前，无法离开日本的足立正生（Masao Adachi）指示波德莱尔（Baudelaire）前往贝鲁特拍摄一些曾经去过的地点景象，这些地点就像一个库存清单，为即将创作的新影像提供素材。哈罗德·布罗基（Harold Brodkey）在他的短篇小说《恩典状态》（State of Grace）中将主人公反复检查伤痛是否存在的行为视作对记忆的形成和唤起。某些伤口促使我们回到记忆中，每一次伤口的摩擦都肯定了回忆的存在。足立正生（Masao Adachi）指示波德莱尔（Eric Baudelaire）拍摄风景的行为就如同“擦伤，测试它是否还存在”的观念。

此外，波德莱尔还寻找到日本赤军创建者重信房子（Fusako Shigenobu）在黎巴嫩秘密生下的女儿重信五月（Mei Shigenobu），作为赤军的女儿，直到他母亲被捕后，她才于27岁时前往日本生活。

重信五月（Mei Shigenobu）隐藏形象而秘密生活27年，而足立正生（Masao Adachi）放弃电影制作转身投入激进革命，在一次袭击中所有拍摄图像都被毁坏。影片的两位叙述者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却同抹除了影像作为对各自记忆的提醒和修正。

波德莱尔的电影由重信五月和足立正生的话语、证词和记忆（虚假的）构成，两个相互交叉的叙述，混合了个人故事、政治史、革命宣传、电影理论，在与档案素材，电视剪辑和电影摘录融合下，日本赤军的政治和个人历程被重新审视为一种回归，即通往未知的迷失之路和回家之路，一次是一条通往未知世界的迷路，一条是返回故乡。从1968年后狂热意识形态时期的东京到贝鲁特，从冷战结束后的贝鲁特到东京。在两个秘密故事中，形象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Super 8mm的画面将人拉进70年代枯萎色彩图像美学中，波德莱尔还将《连环射杀魔》的方法进行检验，与足立正生不同的是，为了避免对风景的浪漫化处理，波德莱尔并没有选择宏伟的远景视角，他更关注细微和私密的细节，例如缠绕的建筑结构，尘土飞扬的后院和街头平凡的活动，许多镜头模仿了两地居民的视角，放置在窗口拍摄或是在火车上移动的视角。

作为一个电影制作人，足立正生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图像。甚至在黎巴嫩的那些年里，他都把劫机的准备工作当成了剧本，把把剧本中的影像交给媒体而不是摄影师来完成。是足立正生放弃了激进主义电影，转而投身没有电影的激进主义，还是应该把这场革命本身视为一部电影?

埃里克·波德莱尔（Eric Baudelaire）在标题中对远征记（Anabasis）的引用，则强调了叙述者“既不在这里又不在那里”的状态，就像足立正生在结尾处所说的，即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只有这里，关键是“对别的地方的追求”。通过对一个坚实而复杂的现实描绘，电影关于风景以及电影本身的能量被再次唤起。

赤军派
60-70年代，受到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在美军对日本领土占领下成长起来的一批日本学生，看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弊病和空虚，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于是，一场新左派运动在日本列岛兴起，他们受毛思想影响，高呼着“造反有理”与警察展开肉搏和冲突。1971年由重信房子和丸冈修于巴勒斯坦正式宣告赤军派的成立，赤军主张推翻日本皇室和日本政府，推动世界革命，建立所谓平均主义的工人世界，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Anabasis
色诺芬在他的《一万名撤退者的编年史》中，色诺芬将Anabasis称为一群背井离乡、不受法律保护人的归乡运动。这个词象征着秩序的崩溃，而秩序的崩溃意味着希腊雇佣兵的出现，这些雇佣兵在他们的指挥官塞勒斯（Cyrus）突然死亡后前来与波斯人作战的。希腊军队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向导、不知道道路的情况下撤退；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他们从英雄变成了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