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ří Kovanda

Jiří Kovanda 是一位不被人熟知的重要艺术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Kovanda完成了许多不被人注意的装置和行为。它表现的谨小慎微，以至于观者从未意识到这是艺术。三十年后，有人开始意识到他作品的关联性，并且成为最近激进艺术家的参考点。

Jiří Kovanda在1953年出生于布拉格。在20世纪70-80年代中期他在布拉格公共场所创作了一批行为和装置作品，他是在1968年华沙条约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少数在城市环境中工作的艺术家，当时，这个国家的大多数艺术已步入地下，他们在工作室和小团体私密空间中交流，或是远离政权中心，进入农村创作艺术。画廊和艺术市场都在国家的监控下运行，由于无法有效的和观众沟通，捷克的文化在当时萎靡不振，而Kovanda就是少数设法“无视”这种不利情况的艺术家。他作品“英雄式”的姿态和材料的语言优先于观念上的微妙和讽刺。这让他的作品难以捉摸，也难以捕捉。

20世纪70年代中期kovanda开始仔细记录他的艺术行为。这些作品没有被任何画廊或机构推广和宣传。他们也不属于表演艺术节的节目，除了几个朋友，有时甚至没有朋友，只有一个拍摄照片的摄影师。但是观念主义促成了他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投身于艺术。正是由于观念主义，kovanda意识到一个人不需要任何东西或知道任何事情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

无题 1976年11月18日
我等到有人打电话给我……

kovanda的第一次行为是在瓦茨拉夫广场旁边的停放拖车的建筑上进行的。kovanda于70年代中期在那里工作，担任广场附近的地铁测量员，他以“无题”为基础，通过等待电话完成行为，从照片中可以看到，电话响了，但是打给的不是kovanda，于是他将电话递给别人。

无题“剧院” 1976年11月
我按照以前写的剧本行事。选择的姿势和动作使得没有一个路人怀疑他们看到了“表演”。

瓦茨拉夫广场是市中心最繁忙的线路之一，扬·帕拉赫（Jan Palach）在这里自焚，抗议华沙条约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在那次活动后，这里成为了抗议和示威的中心，在1989年11月下旬，天鹅绒革命达到了高潮，当时每天广场上都挤满了人，然而kovanda选择这里进行创作的原因可能与政治象征并无关系，而是在这里创作很方便，因为他曾是这里地铁站的测量员，所以他也曾每天在这里工作。

无题 1976年11月19日
我站在马路上，张开双臂，迎接路人。

kovanda的表现目的不仅是为了与随机路人产生对抗，试图消除城市的匿名性，打破每个人的障碍。更主要的是kovanda试图突破他自己的胆怯和懦弱。虽然他是用身体制造障碍，但是他的姿态也企图向公众开放，希望与他们建立联系甚至拥抱。从图片中很难看到是否成功了。但照片捕获了人脸上的冷漠，困惑，恼怒。这些表情反应了极权统治下公共空间的基调。

无题 1977年8月
我长时间看着太阳，直到我的眼睛流泪。

在工作休息期间，Kovanda在瓦茨拉夫广场的上部进行了这一行为。在建筑拖车前，他站在那里望着太阳，直到他的眼睛撕裂。这件作品强调了动作所带来的不可感知性，是Kovanda典型的作品。文档中揭示的各种亲密关系也是典型的。

无题 1977年9月3日 
在自动扶梯上……转过身，我看着站在我后面人的眼睛……

瓦茨拉夫广场中间的底下扶梯是连接广场和新城的必要通道，人们禁止过马路，不得已只能使用扶梯，有趣的是大多数人都会挤到扶梯上，不再走楼梯，人们被动地接受了这种绕道。

联系 1997年9月3日
走在街上，轻轻撞击迎面走来的行人

在这次行为中，kovanda在瓦茨拉夫广场周边轻轻碰触行人。摄影师在街道另一旁把这个行为记录下来，路人没有注意到自己是艺术家的目标，也不知道自己是作品的参与者；只有在照片中kovanda的意图才明确。在kovanda早期的作品中，触碰、街头、有轨电车、地铁、陌生人是反复出现的主题。

装置三 1979年3月15日

将两根竿子绑在一起，挂在天花板上，在1979年这看起来并不像一件作品或行为，但是回顾几十年间艺术的发展，这件作品的超前感逐渐被大家认可。直到2000年，年轻的捷克艺术家才逐渐开始回应kovanda这些作品。

1977年10月19日尝试会见一个女孩
我邀请朋友观看我试图结识一个女孩

Kovanda行为的另一个常见地点是布拉格中世纪中心的老城广场，周围环绕着哥特式和巴洛克风格的教堂。一小群朋友定期参加装饰艺术博物馆地下室的晚间表演，于是Kovanda试图随机结识一个女孩，并邀请他的朋友们参观。

无题 1977年12月8日
遮住我的眼睛，我盲目地走进一大群人，站在大厅的另一边……

Kovanda在装饰艺术博物馆秘密表演晚会期间提出了第二项行动，这是与观众接触。在此期间，艺术家也同时在街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联系行为。

两个小白板和三个小白板 1980年秋

无题 1977年6月29日
我用指甲刮掉了墙上的一颗心……

Sova’s Mills前面的破旧墙壁，于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翻新，kovanda的铭文和墙壁都消失了，而现在是Kampa博物馆。照片文件表明没有人注意到艺术家在当时公共场所的奇怪和持久的活动。

亲吻 1977年5月11日

Kovanda在布拉格另一个重要地点是Střelecký岛。在伏尔塔瓦河中间，它是布拉格最浪漫的地方之一。该岛基本上是一个被布拉格市中心河水环绕的公园。1976年，Kovanda在这里上演了他的一个早期行为，但是艺术家没有参与，艺术家指导一对选定的夫妇亲吻，同时在一块湿石膏上留下足迹。

无题 1977年5月19日
我用手托着河里的水，带着它走了几米…… 

kovanda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表演行为的无意义。kovanda在1997年6月接受采访时强调，行为的困难或有用性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其重要性在于其执行。这一行为是指Karel Miler的“ 揭开河流”，Karel Miler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Kovanda的重要典范，当时两位艺术家在国家美术馆共同合作，并共同关注禅宗和观念艺术。

无题 1977年5月19日
我用双手将垃圾、灰尘和烟头扫成一堆……当它聚合时我再次将它分散……

这一行为是在Střelecký岛上进行的几次行为之一。他在朋友中招募了一小群观众，从而将他曾参与装饰艺术博物馆的表演活动带到户外公共场所。Kovanda在岛上的表演创造了一种安全，亲密的氛围。

无题 1978年1月1日
我和几个朋友安排了一次会面……我们一群人站在广场上聊天……我突然起跑，跑过广场，消失在Melantrichova街。

kovanda安排他的朋友们在扬·胡斯[Jan Hus] 纪念碑前见面，然后在他们交谈中kovanda突然逃跑。在1978年的照片文献中，中世纪的广场几乎空无一物，而今天大部分都是食品摊位，咖啡馆和热门景点。

1980年秋季鹅卵石的楔子

在这件作品中，Kovanda在Rudolfinum大楼主入口左侧凹槽处的鹅卵石之间插入了木制楔子。这是他首个公共城市空间装置，在随后的几年里，Kovanda在布拉格的各个角落创造了许多不引人注目的装置。他们采取了在城市环境中合适的，物质干预的形式，艺术家将这些装置的命运留给材料自己。这些简单的作品来源于在一个政治极权空间下，最不受约束的行为，而且它们的低调，完全适应了在“正常化”年代下，当局对公共空间的密切监视。

Kovanda的装置并不比表演简单，相对而言，它们更加私密，因为只有Kovanda记录它们，拒绝了摄影师的进入。

两个小白桩，1980年

尽管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对公共空间进行了严格的监视，但是Kovanda在查尔斯和马恩斯桥梁的栏杆上放置的两块白色小石膏并没有没有打扰到告密者和秘密警察。观者可以看到伏尔塔瓦河[Vltava River]背景上的布拉格城堡[Prague Castle]和这些低调的观念性的纪念性装置。

秋季 1980年秋

科瓦达于1980年返回Střelecký岛，并用三个木制板条“固定”落叶落地。kovanda明确地转向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工作。这些小规模的装置与美国土地艺术的纪念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角盐 弯糖，1981年冬季

Kovanda将这个装置安装在靠近国家大剧院的右前方Legion Bridge的凹陷部分。与他在布拉格的其他一些户外装置一样，它基于内部“未被认识的”辩证法。

1981年春季糖塔

Kovanda在布拉格完成了30多个行为和装置。在Vyšehrad，一个重要的历史位置和旅游景点，他完成了[糖塔]这个作品，古代传说说Vyšehrad是第一批捷克统治者的所在地。这座堡垒坐落在俯瞰伏尔塔瓦河的山丘上。在安装糖塔之前不久，Kovanda自己翻译了卡尔·安德烈的采访。Kovanda将极简艺术转变为充满了颠覆性的幽默。以轻描淡写的姿态，表达激进的态度。

在Kovanda的表演中，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激浪派艺术家系统地消除艺术和生活界限之间的策略。但是kovanda认为他的作品有自己的系统。“我对美国场景比欧洲人体更感兴趣，它们看起来太诗意和戏剧化……我在激浪派中看不到太多的日常生活。我把它看做是一种艺术的借口。它们似乎更加极端，远离现实生活。当理查德·朗(Richard Long)走到某个地方，放下一些石头时，对我而言，这似乎比激浪派更为普通。更好的说法是“平凡”。

Kovanda也经常抗议别人政治性地阅读他的作品“我从来没有受到任何社会习俗和任何社会运作方式的限制。我不想让别人和我一样正确。”

他还表示到：“很多人问我我的行为对这个时代有什么影响，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影响，但是对我来说绝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