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f Skin’s Architecture
Kader Attia, 2015
“伤疤有一种提醒我们过去是真实的奇特力量。”
-科马克·麦卡锡《天下骏马》1992
“伤害”(injury)这个词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含义，但它总是通过一个语义抛物线来表达，从物质到非物质，或是相反。这种互补的模式正是人类心理损伤复杂性的特征。它们从理智或情感中引起迷恋和/或排斥，但绝不是冷漠；从意识到潜意识，伤害有着无限的力量。
这也许是无意识的，就像人类寻求友谊的本能一样，身体上的伤害，以及与之相关的理智上的痛苦，是人们认为自我保护本能的起源。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物种从农业到医学的进化很可能是通过对动物和植物的伤害观察获得的。然而，伤害的性质经过多年的转变，从意外的、受伤害的和不受控制的，转变为有意的和文化的。身体部位的变形或残缺（比如切口、割礼和割痕）已经成为仪式，在仪式中，受试者通过身体创伤成为团体的一员（有时与性器官有关，有时与皮肤有关）。虽然这些些行为的最终目标是让伤口愈合，但明显的后果是带来感染的可能。
我曾经在一个地方理发师没有麻醉剂，并且用着不适合的工具的情况下，进行了割礼，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伤口造成的疼痛，以及伤口的愈合，持续了数周，但对我而言疼痛却像是永恒的。
在每次刻意伤害的恢复中，受试者取得了战胜痛苦和恐惧的胜利，这彰显了受试者的独特性，天性迫使每人如此。每一次受伤都被赋予了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更大的象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象征变得越来越复杂。刻痕图案充斥着某些社会的图标和词汇，并与木材、泥土和建筑物（如立面 façades）上的其他象征性的刻痕相呼应。
残害身体的暴行震惊了第一批欧洲殖民者，尤其是传教士，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是野蛮的，未开化的，这些是非基督教的，甚至是邪教撒旦教的。就其本身而言，现代西方世界，尤其是基督教世界，尽可能快地禁止了这种故意残害的行为。纯洁的肉体，没有伤害，没有疤痕，成为了美的和现代性的标准。相反地，在传统世界中，割痕（scarifications）预示着对自身伤害的修复美学和庆祝。通过现代殖民化的统治，旧教条逐渐被恢复——抹去过往，修复的伤口必须没有任何伤痕。这种心态基于这样一个信条：即完美的修复应该是使伤痕消失。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斗争，在身体伤害中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斗争中，有一件事似乎一直处于核心地位——那就是皮肤。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迪迪埃·安齐厄（Didier Anzieu）在他的论文《皮肤自我》（The Ego Skin）中探讨了这种精神互动。皮肤作为内部和外部之间的隔膜，从自我创造的最初时刻起就给心灵的相互作用打上了烙印。
他的论文分析了从出生到成年的人类心理，神经症和精神病在这一时期最容易显现。为了生存，新生儿只能根据他自己的资源来计算他在皮肤上的感觉。通常，一个人的第一次身体接触是和他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初几周，婴儿和母亲之间的互动起到了外部支持的作用，并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支撑着孩子的成长。这些相互作用通过皮肤和声音发生的。
在童年时代，皮肤自我的心理结构得到了发展，身体的表面被想象成精神活动的容器。这种渐进的构建是基于过去的感觉经验，包括婴儿和母亲之间的初生表皮的感知和感觉。皮肤自我的概念随后以一种描述自我的心理结构来展示自己，并作为一种基本机制的范式。
在不管是不是非西方的传统社会中，那些故意的划痕割伤仪式，可以通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来分析吗？尤其是像迪迪埃·安齐厄（Didier Anzieu）这样的潜意识皮肤哲学。
早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发现之前，潜意识的观念就已经存在于传统社会中了。鉴于西方传统信仰的非物质性，治疗师/女巫一直知道潜意识，并利用它来治疗精神疾病患者，同时又相信他们被邪恶力量附身。那些被现代西方白人归为疯狂的特质，在传统的西方文化中被视为魔法世界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范式上的差异并没有改变精神疾病的症状。在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精神分裂症仍然被认为是一个邪恶灵魂占据了一个人的身体所产生的疾病。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通常会使用一些符号来减轻心理负担，影响潜意识，比如音乐、语言、舞蹈、物品等等。
毫无疑问，公共性质的割痕习俗在每个人成熟过程中都被他们的精神所吸收了，并且保护他们免受未来精神疾病的侵害，这便是这些行为之间联系的特征。没有受割礼的孩子会认为他不会成为一个男人，因为他不会成为成人世界的一部分。在青春期，他会变得忧郁和沮丧。然而，这些缺点将被归咎于拥有一种坏的精神。
在西方，故意残害也被用来预测心理或生理疾病。割痕一直具有预防作用，自古以来就被用作医疗手段。身体上的割痕是现代性社会努力想消除的，属于我们集体无意识的。尽管进行了殖民化和现代化改造，传统的西方文化仍然与这些表皮有直接的接触。迪埃·安齐厄（Didier Anzieu）的哲学对传统的西方外来文化非常着迷，因为他证实了如何从现代和理性的欧洲角度以及传统和魔幻的角度分析自我皮肤或精神自我皮肤。著名的音乐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格哈德·库比克(Gerhard Kubik)写道，“魔法在心理上存在，因为它使用了影响潜意识的符号。”从字面上和象征意义上来说，疤痕是象征符号的物理表现，代表了一个人对心理问题的免疫力，以及一个人在自己的社区中免于排挤的保障。
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都无法预测这些残肢断臂的预防性方面，因为它们发生在精神失常之前。此外，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的工作是后验的，而残缺和划伤，作为一种伤害，是先验的。
治疗师使用群体心理的符号影响病人的潜意识，并将其作为一种虚拟词汇。他的语言在过去和/或现在的现代殖民思维方式下是无法理解的。1989年，当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学家让-皮埃尔·库特雷(Jean-Pierre Coudray)考虑重建巴马科医院(Bamako)的精神科时，他承认自己无法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分析病人，原因之一是，他不会说巴马科语，他的马里学生提醒了他第二个原因，当他和他的年轻病人父母在他的办公室里说话时（穿着白色长袍的白人医生）有一种对话和象征性的障碍阻碍了真正的分析。很明显，家长和病人说的是他们认为白人医生想听的话。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深入研究与殖民有关的伤害史。从文化边界的两边来理解病人的疾病，无论是精神分裂症还是美国联邦航空局（FAA），都必须通过一个抛物线来解决无意识的问题。
当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分析他病人的梦境时，他正处于这种文化冲突之中。他被他们对运动和逃跑的不断渴望所打动。他的病人是北非殖民地的臣民，他们的梦是肌肉和运动中的身体。一个人会梦到在大街上跑步，另一个人会想象爬墙逃跑，另一个人想象跟在公共汽车后面跑，或者快速游泳，等等。正如米歇尔·福柯在他的文章《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那样，身体是现代性政治利益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总是处于所有现代西方社会压迫制度的中心。然而，正如安齐厄（Anzieu）所完美描述的那样：“皮肤有保留骨骼和肌肉结构的功能，同时也覆盖身体的整个表面，并将所有的外部感官器官都插入其中。”“殖民和奴隶制对自身皮肤造成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伤害，是殖民对被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后代的无意识传承。”虚拟数据的表面是皮肤自我，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治疗师工作的基础是人类创造的一个认知信息网络，尽管人类并不知道它在皮肤自我的持续更新中所起的作用。要理解这一点，你必须首先理解皮肤自我是建立在身体和潜意识伤害之上的，自我保护的修复本能：出生后与母亲身体野蛮的物理分离。在母体之外，婴儿会本能地用努力来弥补这种不满足：努力呼吸、进食、排便等等。
无论是自然的、文化的、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伤害”总是与“修复”相联系的，而“修复”永远与“伤害”相联系。在自然和文化中，伤害都是生命系统结构的一部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巧妙地解释道：一个物种进化链中出现的伤害可能导致该物种的终结，也可能导致一个新品种的起点，而这个新品种随后将演变成一个新物种。一种新的植物或动物品种的出现体现了一种已经修复的自身缺陷。新的思想，如艺术，也来自于伤害，来自于暴力，这种暴力有时是不可避免地打破既定秩序。因为它们也包含了修复，这些中断对于产生新的方向和继续艺术发展的连续统一体是必要的。
民主和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体系必须应对的当前政治、经济和文化动荡，进一步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的终结，并因此处于向另一个时代过渡的状态。这个过渡时期就像一个巨大的、裂开的伤口，迟早要自我修复才能继续前进。这种斗争是我们之前时代所犯错误的结果。正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说,“记忆的创伤只能通过历史来弥补。”教师遵循过时的历史教学大纲指示年轻一代，这说明了缺乏承认过去重要性的当代社会项目。今天的年轻人缺乏方向性，他们只能选择上网和社交媒体来学习历史，因为别无选择。在那里，伤害来自仇恨，排外和暴力话语，在这些言论中，恐惧的政治策略与许多青少年渴望属于一个强大而令人恐惧的群体的愿望是一致的。
今天受伤的真正利害关系是什么？物质伤害和非物质伤害在当代社会是如何存在的？在数字世界统治的初期，在算法逻辑的基础上，伤害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这个算法逻辑将一个新世界的网络编织在一起，而这个新世界似乎还在加入旧世界。
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2015
割痕（scarifications）这个词来自拉丁语：scarificare，意思是“切开”。是非洲少数族群的成年仪式。它使用的切割工具有石头，玻璃，椰子壳，刀等。这种做法后来吸引了一批西方社会中的年轻追随者，但当痛苦和破坏的意愿作为主要目标时，就变成了一种病理性的自残行为。
皮肤自我（The Ego Skin）是精神分析家迪埃·安齐厄（Didier Anzieu）提出的概念（RenéRoussillon）“自我皮肤”的功能是“提出自我与环境之间的第一种界限形式” 。
美国联邦航空局（FAA）联邦航空局的政策禁止飞行员在情绪低落的情况下飞行，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分散驾驶舱的注意力并造成安全风险。根据新政策，患有抑郁症的飞行员可以使用药物寻求治疗，然后继续飞行。
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生于1970年，法国，在巴黎和阿尔及利亚长大。在他进入巴黎的高等美术学院(Ecole Superieure des Arts Appliques Duperre)和高等装饰艺术学院(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 des Arts Decoratifs)以及巴塞罗那的Escola Massana艺术中心学习之前，曾在刚果和南美待过几年。
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以不同文化的传统贸易、殖民主义和多元民族社会为特征，展开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多年来，他一直在探索社会对其历史的看法，特别是关于剥夺和镇压、暴力和伤害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影响国家和个人的演变- -每一个都与集体记忆有关。
他的社会文化研究将其引向“修复”（Repair）的概念，作为视觉艺术家他在作品中哲学性地发展起这个概念，他所有的作品都存在这个概念的象征意义。“修复”是自然界基础不变的原则（因此也是人类不变的原则）任何制度、社会制度或文化传统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无限的修复过程，它与损伤和创伤密切相关，与恢复和再挪用有关。修复远远超出了主题从而将个体与性别、哲学、科学和建筑联系起来，它也涉及到自然、文化、神话和历史的进化过程。
